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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

余红通知我回去一趟，女儿要考大学了，择校的事情需要我拿拿主意，这是大事，不敢拖延。我先给华老板发了请假信息，再填写了请假单给凡总签字，并顺便给他说明，像我这种事假是要扣除考勤和工资的。凡总表面上在客套，但还是乐呵呵地签了字，以他“节俭”的性格，心里是满意的。我们互不相欠，彼此心安，同时我也为公司以后类似情况做出了表率。

女儿自报名参加各类相关补习班后，余红就跟着陪读了。回到武汉，我找到余红和女儿租住的地方，询问情况。女儿说武汉有两所本科艺术院校可以报考，省外就多了。我说省外就不要考虑了，一心报考武汉本地院校，我问她准备得怎么样了？女儿的回答有些含糊，估计心里没底。

余红看着女儿，有些不满地说：“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报名高考补习班用了一万，参加舞蹈一对一培训用了八千，就教了一段十分钟的舞蹈，加上我们在这里的租房和生活开支，这还不算读了四年艺术中专的费用，养一个娃相当于人家养了两个娃。”

我示意余红不要再说下去了，继续问女儿：“现在的两所本科院校，你偏向报考哪一所呢？”

女儿说：“两所学校都应该报考，再说不是我偏不偏向的问题，重要的是专业分和文化分要同时达到录取线，才有得选择。”

“好，我出去找找看，把情况了解清楚了，把握性就大一些。”我立即联系了何老师后，直接去了他所在的公司。

何老师的妹妹和妹夫的房地产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项目很多，规模很大。何老师协助他们进行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他的名片上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属于公司的核心层和决策层。好人有好报，何老师有了家族事业做依靠，脱离了打工人的身份，他和前妻生育的女儿已经留学国外了，并且很有希望拿到绿卡。宝贝儿子和爱人留在浦海市，他们不习惯内地的饮食和气候，武汉的生活条件再好也吸引不了他们。何老师每月都回一次浦海市，坐飞机像坐公汽似的。

我把女儿要考学的情况告诉了何老师，他马上打了几个电话，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了其中一所院校的系主任，并约定了晚上一起吃饭，帮我们指导一下报考前的注意事项。

时间尚早，我和何老师闲聊。他告诉我，柯董因积劳成疾，走了。这很意外，以往没听说他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何老师说柯董是个很要强的人，即使身体有什么不适，他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事业上，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还经常熬夜到天亮，饮食更是不规律，就是铁打的人也亏不住啊。

我问浦生公司现在怎么样了？何老师说具体情况不了解，只是听说柯董的子女年龄还小，势单力薄，难以挑起大梁，公司没有了主心骨，那些所谓的“元老和老人”自然就开始放纵了，里外勾结争权夺利，一帮亲戚朋友更是争先恐后瓜分浦生集团的财产。浦生股份公司因为是公众企业，所以由政府接管进行清算，大部分员工已遣散离开了。

浦生公司落到如今境地，不知九泉之下的柯董作何感想？他拼尽半生心血和时间构建的产业版图，眨眼间就烟消云散了。壮志未酬身先逝，一声长叹道不尽。

我错过了浦生公司遣散的危机，没有错过早谋出路的机遇。这是幸运降临，还是命运安排？我没有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更多的是深深怀念“浦生”和柯董，我编辑出版的那本《永远的浦生》真的成了“绝唱”。

时间差不多了，何老师晚上另有接待，他给我安排了小车和专职司机，还有接待用的烟酒。我和司机回头接上余红和女儿，直奔已定好的酒店。

系主任带着爱人一块来的，因为有何老师委托的关系，大家没有拘谨，说话直奔主题。系主任向我们介绍了学校专业考试的科目和要求，又让孩子展示了一遍才艺表演。她肯定了孩子的专业功底，评价说毕竟是读了四年的艺术中专，具有领先优势，不过还有些细节有待纠正和改善。她说近几天可以把孩子带到学校，由她再亲自教培一下，这样把专业分数尽量提高一些，到时只要文化考试达到分数线，就可以优先录取。

我心里有底了，叮嘱余红过后与系主任联系，我准备了红包，系主任拒绝接受。吃完饭回到租住地，我把红包给了余红，让她作为培训费塞给系主任，这个事情要想办法完成，不然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不是我俗套，做父母的谁不是这样想的呢？

在外打工身不由己，总是步履匆匆。次日，我告别余红和女儿，再向何老师辞行，返回了相隔千里的石坛环保公司。

如何向凡总索取公章？一路上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有难度但要有信心，做通凡总的思想工作是前提，他为什么不放手？他的顾虑在哪里？如何让他放心？他是从挑着担子做小商贩起家的，他对口头承诺和“期货生意”不会有兴趣，他应该偏重于看得住、抓得稳，以及不存在风险隐患的“现钱生意”。

凡总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他每天上班签到很积极。一天早上，我约莫着他在办公室应该喝上茶了，趁他还没有玩“斗地主”之前，我去找他“谈话”。

“凡总早！”我敲门进去和他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