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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唉呀,这种事不好说啊,他应该知道的吧。”
一连几天,凡总依然如故,见面了还问我几时回家?票买好了没?妈的,就是不提补发工资的事。我又找盛经理商量,他也皱着眉头说:“是啊是啊,怎么还不发呢?”我慢慢觉得他只是表面上有着急的同感,看不出内心的焦虑,情况有些不对。我突然想到,凡总给他买自行车时,他也是不动声色暗自欢喜和享受,由此,他有没有可能独自找凡总把自己的问题已经悄悄解决了呢?
不能指望盛经理去提醒了。我给华老板发了信息,首先预祝他春节愉快,其次希望他对我一年来的工作指出不妥和不足之处,以利于我明年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他的回答是:还不错,继续努力!我去,答非所问,我虚晃一招,他将错就错接过去了。看样子如此客套,就玩成了打太极拳,我又发信息直接说了工资补发的事情,他才回复说:噢,知道了。
工资补发了,但盛经理跟我讲,凡总在嘀咕说不值,言外之意就是工资高了。虽然有伤自尊,可我没法去计较,凡总与浦生公司的柯董不是一个层级上的企业管理者。想到凡总曾经有过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少年经历,我能理解他视金钱如生命的价值观念。
话再说回来,我要认清一个现实,凡总是老板,人家有事业基础和物质财富积累,表明他是个有“本事”的人,这无关读了多少书或文凭有多高的问题。我是打工的,需要在凡总的这只“饭桶”里盛饭吃,所以看脸色吃饭是正常的,你说心酸也好、难受也罢,想要自尊可以,除非自己具备饿着肚子讲道理的勇气。
八十四
还真是凑巧,我到武汉下飞机,何老师从武汉上飞机,我们只能隔着走廊玻璃打了几个手势。他要回浦海市陪爱人和儿子过春节,那里成了他的故乡。人生旅途就是如此,每逢春节,他乡与故乡在这一刻显得泾渭分明,你来我往步履匆匆,不管艰难险阻,过千山渡万水,任凭思乡之情肆意绽放和流淌,而平日里的那些苦恼和忧心在此刻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归心似箭。
回到家把年底补发的工资交给了余红,再带着女儿去大哥家看望母亲。乡下的老屋已经卖掉了,母亲与城里的老人不合群,大哥大嫂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要么找些旧衣物缝缝补补,要么坐在阳台上发呆。虽说她养育了四个子女,但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没有空闲专门陪伴她,她是孤独和寂寞的。最让她感到幸福高兴的时光,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只有这时候,才有儿孙满堂的相聚和四方亲情的回归。母亲期待着春节,春节耗费着母亲的年轮,她渐渐衰老了。
我曾想过,把母亲接到我家生活,余红下岗在家,婆媳俩可以说说话逛逛街买买菜,这样我就少了一份牵挂,但事实上她俩彼此难容,这只是我个人的冀望而已。因为此事,我对余红有些看法,认为她作为儿媳应该谦让一些,再加上我每月叮嘱她给母亲一点零花钱,她也充耳不闻,我又为此多了些怨气。
她不给,我给。每年春节我会一次性把全年的零花钱都给母亲,以弥补我的愧疚,每每此时,母亲总是再三推辞,说我在外挣钱不容易,多留点钱在身上,吃好点喝好点,别苦了自己。不知余红是不善于表达,还是根本就没想到?我没有听到她嘴里说过这样的话。我陪着母亲说了半天家常话,大哥大嫂下班回家见到我后很是高兴,要出去买菜挽留吃饭,我说等勇娃从bj回来再来吃饭,然后和女儿回家了。
有女儿在家,气氛多了些温馨与活跃,看着她高高的个子和日渐成熟的谈吐,我颇感欣慰。我对她说:“想想你当初调皮的样子,好像就在眼前,没料到一转眼又成大学生了。”她连连摆手说:“别提以前了啊,肠子都悔青了。”
我又开玩笑说:“幸亏把你送到艺术学校,要是不通过专业训练,你这长胳膊长腿的,估计走起路来像大猩猩。”女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是这家的大功臣,好吧?知道你在外面挣钱很辛苦,我读书用了很多钱,等我以后参加工作了,买好烟好酒孝敬你,行吗?”“那当然,投资总要有回报啊,还得赶紧往回收,以后嫁出去了就顾不上我啰。”没有什么比子女的健康成长更令人称心如意的了,人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心病,长辈如此,我辈如斯,下辈如许。
女儿出门找同学玩去了。余红问我给了多少钱母亲?我想可能是女儿之前无意中告诉她了,我说每月的大部分工资和年底的奖金都给你了,给母亲的钱都是我平时的零花钱积攒的,这有什么问题吗?她满脸不高兴,说家里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女儿读大学每年每月的费用都要按时支付、现在住的房子也要重新装修了、以后还要考虑在武汉给女儿买套房才行……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家里不是有存款吗?她说那不能动,是留给女儿以后结婚的嫁妆钱。我被余红有条有理的分析,驳得无言以答,只好说,行行行,我会想办法挣钱的。
每次回家,余红念叨的都是“老三篇”:张家长李家短,谁升职了谁发财了;家里人情来往多,每月开支大;想吃什么吱声,她出去买。对于我在外打工的艰辛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怎么又跳槽到了外地?她想象不到也不过问。当然,我俩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都不一样,这也影响了交流,我们的感情像是一杯白开水。
一年才回家一次,日子平淡无味也得向前看。午饭后我叫上余红和女儿出去逛街,先去探望了余红的娘家,接着去商场为她俩买几件新衣过春节。到年底了,单位基本放假了,外地打工的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大街小巷的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商场内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擦踵。余红和女儿好不容易才挑选了几件中意的衣服,我到收银台排队结完账,再与她们一块挤出商场大门。
没走几步远,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一扭头,女儿的身高挡住了我的视线,等她挪过身体,我才发现是同学袁领导在叫我。他说他刚在附近宾馆开了个茶话会,想走路回家的,刚好看见了我。许久未见,分外亲热,街上人多,不便交谈,我们商量找个地方喝两杯,余红见袁领导没带家属,就让我俩单独聚聚,她带着女儿回家了。
我和袁领导依旧选择了城中渠岸边的那家小酒馆,店面小不吵闹,安逸一些,我又电话叫了在中医院当办公室主任的那位朋友一起来吃饭。医院的朋友一见袁领导就说:“哈哈,真是难得看到‘真人’,平时都是在电视上才见到。”
我问袁领导工作还顺利吧?他说:“我回来以后,组织上安排到了市里任职,分管招商引资这一块。工作很累人,出去考察需要应酬,不然人家觉得诚意不够,人家来了又要热情接待,不能怠慢,谈来谈去,能真正落地的项目不多。现在客商的要求和条件太苛刻,地块要选最好的,地价和税收都要足够优惠。我是本地人,不能为了个人政绩给地方今后的发展留下隐患,那样会挨群众骂的,但这样又有违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唉,难办呐。”
医院的朋友说:“家乡的利益肯定要维护啊,你又不像人家,时间一到,两手一拍就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