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人（1 / 3）

这个小院子里本不该出警察，需要解释的不仅仅是警察太太。我父亲说，有个有钱人坐了几次他的车，和他谈得来，他的亲戚是警察局长，一句话就行了。联想起那些粮食、钱和猪肉，我母亲立刻就信了，邻居们也信了。人好，交了好运，这种事学不来，年轻的邻居们就只有羡慕。

警察带太太坐车不花钱，这是规矩。下了车下馆子。警察的薪水不高，我父亲选了个小馆子，吃得很高兴。掌柜的和伙计两个人忙前忙后，结账时坚决不收钱，还鞠躬，说长官大人肯赏脸是小人的荣幸。争执一番后，我父亲明白了这也是行业的规矩，以后就不再下馆子。

我母亲说，我不求你升官发财，能这样我就知足了。

春节前发猪肉和白面的那天，我父亲把手枪和子弹交给薛峰。薛峰说，本来今天是你入党宣誓的日子，但是不行了，出了叛徒，不知道是谁，现在我要去查清楚到底谁是叛徒。他给我父亲一个信封，里面是当警察的文件和一些钱，过年后就去警察局报到。他说，过年后我和你联系。如果我不找你，我就是“革命到底”了，你将来给我作证明。

他说，你当警察后，一段时间里组织上很可能不会给你任务，遇到紧急情况你自己处理。你没有暴露，要尽可能保住自己，将来为党做更多工作。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薛峰从此下落不明。

薛峰从此也没有再和党组织联系。牺牲者的名单中没有他，叛徒的名单中也没有他，他就这样人间蒸发了。他领导的队伍有多少人，我父亲完全不知道，也无法给他做“革命到底”的证明。我父亲坚信他不是叛徒，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手枪登记在我父亲名下，我父亲无法证明将它给了薛峰。薛峰失踪后我父亲当了警察，我父亲就可能是叛徒，杀了薛峰后得到这个“奖赏”。还有，其他牺牲的同志极有可能也是这警察出卖的，这警察同样无法证明自己只和薛峰单线联系，因为其他人都没有了下落。

做地下工作，为党和新中国牺牲生命是最简单的事，最要命的是亲爱的党组织缺乏相信你的理由。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父亲当时自然不会想到，很多年以后，他需要直面这个问题。

1945年5月下旬，我父亲当警察已满三个月。

这天傍晚，警察们正盼着下班的铃声，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警报声突然响起，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各就各位，等待命令。

几个穿便衣的人押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人进了警察局。他们是缉捕处的，抓了一个共产党嫌疑犯，明天上午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今天在这里暂时关一夜，这是宪兵队长的命令。

这不是大事。除了一个值夜班的留下，别人照常回家。

我父亲观察此人，很快就判断出他是自己人。他的头上有血痕，显然受过较轻微的刑讯——特务们想立功，但怕把他打坏，没得到结果。他还没有暴露身份，但目光坚定，泰然自若，这表明他不是一般老百姓，否则他会表现出恐惧、惊慌和冤枉的样子。日本宪兵队重视他，说明他有重大嫌疑，很可能是日本人长期搜捕的对象。他已确信无法让日本人相信自己，仅凭这一点就必定不能活着从宪兵队出去，于是很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神态，而这神态使特务们更加重了对他的怀疑。

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无法掩饰的，尤其是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真是这样，他比自己重要，应该设法救他。

问题是怎么救他。三个多月里，自己没能联系上党组织，这时只能靠自己，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甚至不能再在这里逗留，年轻的警察急出了汗。他故意拖延，坚持到最后。这时，屋里只剩下五六个人。嫌疑犯被一条粗铁练拴着，一头拴在脚脖子上，一头拴在暖气管子上。

机会来了。那个值夜班的警察骂骂咧咧，说我他妈的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家里早就安排好了的大事，偏偏让这么个东西生生地给冲了。我父亲关心地问他是什么好事，他说是给老丈人做寿，而且是六十大寿！更严重的是老丈人是有钱人，这可怎么是好！

如果是在平时，换夜班是寻常事，两人商量好就行。很多天以前这倒霉的家伙就和一个要好的同事商量好了今夜换班，但那个东西见来了嫌疑犯，推说家里有急事，早早就跑了。这时候谁会和他换班？想都别想！

要是别的事就好办了，但是这样的事……我父亲犹豫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