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论民（1 / 3）

刘政一行人急急赶到莒县，拜见他的顶头上司萧建。见到这位琅邪相时，他正在与一众属吏饮酒，一旁还有舞姬助兴。待刘政领着李典、鲁肃、孙乾三人进来拜见，萧建也不倨傲，唤人添席，邀刘政几人入座共饮。刘政见似乎酒席正酣，也不好打扰，便坐下静听。只听萧建说道：“人有筋、骨、血、气、肌，以应金、木、水、火、土五行，而显毅、文、贞、勇、通等质，此五质又表仁、义、礼、智、信五德。内外交感，生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征’。我大汉察举量才、性以判之，由是有四说，曰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吾从才性同焉……”[1]

刘政头一次听人说这种话题，一时猎奇，听得有趣，可渐渐便觉有些云山雾绕，翻来覆去，颠来倒去，把话一直绕着圈说就是不落地，听着听着上下眼皮便要打起架来。忽然旁边孙乾伸手在他股上掐了一把，刘政一个激灵清醒过来，左右看看，似乎李典与鲁肃也是刚被掐醒。又听了一会儿，实在耐不住，刘政便藉着向萧国相进酒机会，问当下开阳局势。只听得萧建答道：“自四、五月间贼人东来，吾等退入莒县，随后便不知彼处情形了。”

刘政奇道：“国相没有散出探马打探么？”

未待萧建回答，席中一人答道：“万万不可，若让贼人知晓我等派出探马打探，必被激怒，来攻莒县。”

刘政一时被这话噎着了，正自消化，一旁孙乾问道：“不知足下怎么称呼？”

那人答道：“在下国中尉……”

未待再言，刘政终于把刚才那句话吞下去了，打断问道：“这位国中尉，不知如今郡兵如何？”

那人又答道：“四、五月间贼人来时便逃散了。如今还有二、三百人在城内供吾等驱使。正因如此，吾等也不好激怒贼人，万一来攻，吾等无兵，只得再退。”

刘政强忍拔剑杀人的欲望，但实在是坐不下去了。只好以远来劳顿之由向萧建请辞。萧建挥挥手，便又和一干人等高谈阔论起来。

因带着部曲，刘政扎营在城外，几人回到营中，刘政冲进大帐便拔剑乱劈，直到把几个案几劈得可以拿去烧柴，这才坐在地上直喘气。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识过炎汉此时的官场风气，今日可算是被好好上了一课。

等他发泄完了，另外三人才走进帐中，孙乾是几人中年纪最长的，跟着老师康成先生时间也久，见识也广，这时冲另外二人挥挥手，示意大家一起收拾。边收拾边对刘政道：“正平兄莫要气恼，这本就是如今官场中平常事，甚或如今为官地方，十之八九皆不得不如此。有汉一朝，豪强大户之势愈炙，高祖至武帝时，豪族多源自分封与军功，自元帝起，豪族更多源自官宦。光武继汉，云台中人几乎皆为豪强，随后数代又多外戚执政，这些人本就是豪强，自然不会抑制。时至今日，我炎汉几乎郡郡有士族，县县有豪强。若论起来，恐怕你我帐中四人，有三人皆可称豪族出身吧？尔等自当知其中原委。既然遍地豪强，又多出身官宦，于地方上，自然要侵占郡县治权，更有甚者一朝得势，便把持朝堂，视皇权若无物。于是皇权与大族之间，渐渐势成水火，此便是皇权重用宦官，以宦官对抗外戚与士人的由来，亦是二十年间两次党锢的由来，恐怕……亦是今日黄巾为乱，旬月间便能席卷七州的由来。此乃郑师与我几个年长的师兄弟之间的闲话，还请诸位斧正。”

接着又说道：“由此皇权与宗族，在地方上势成水火，你叫这些到地方为官的三互法下郡县长吏如何做呢？勾结地方豪强对抗皇权么？这岂不是割据叛国？这岂不是与数十年所学之忠孝仁义背道而驰？依仗皇权打击地方豪强么？恐怕政令出不得官衙。即便能行事，亦成酷吏、佞臣，须知史笔可都握在士族手中呢。君不见张汤、董宣、李章、周纭之故事乎？远者不论，近者有故卫尉阳球，于司隶校尉任上诛王甫、段颎阉党，按理说剿灭阉党乃是大快人心之事，然世人评球曰：‘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又借王甫子之口骂球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如敢反汝主乎’[2]。旦有作为，不论原委，不议对错，便被污为酷吏。有志之士离散，无能小人横行。吾师曾有四句评如今官场：‘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且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3]。由是不作为之风盛行，不施政，只清谈，还能落下个清高之名，何乐而不为哉？”

刘政三人皆静听，待孙乾言罢，刘政沉吟半响说道：“郑师高见，说到了秦汉政治失败之根本。吾在三韩时，曾论国本、国体、国治，今日便想论一论这民之本，还请三位指教。人有四欲，一曰‘存续’：得饱食，有暖衣，延子嗣；二曰‘安居’：离野兽侵袭，免悖乱相亡；三曰‘交际’：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邻、为人师、为人徒，如此等等，似织网之蛛；四曰‘声名’：获人认可，得人尊重，乃至建功立业以求青史留名。由此四欲，先民组家族、建部落、立礼法，渐成族裔，遂有邦国。今之豪强大族，吾观之与古之部落颇似，皆是宗族以自立，聚民以自足，结堡以自守。正因如此，豪强大族当非不臣之忤逆，而是人之四欲在家国发展中的自然体现。如今豪强遍地，固然源自分封、军功、官宦，然亦有他因，便是豪强聚民耕田，比一家一户效率更高，产出更多。豪强聚众开阡陌、修水利、使农具、蓄畜力，效率三倍小民尤甚。此岂非好事焉？炎汉岂非应凭此以擢农技，使愈多人饱食乎？”

“然不论秦汉，皇权视豪强如仇寇，皆因皇权知若不抑制，豪强或能坐大以取而代之，如远之三家分晋，近之莽新代汉。由此便有士人中的大盗，趋炎附势，牵强附会，强合儒、法、阴阳中只言片语，生造其治世之策献于君王。其策为何？无非独尊君王圈养万民矣。此士之大盗始于秦之商鞅，献驭民五术于秦孝公，曰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4]；兴于汉之董仲舒，以伪儒惑于孝武帝，曰天人感应，曰罢黜百家。此类邪术皆言强君，于是甚合君王心意；又皆夺万民资产奉一人，于是须臾间便能使国势强盛，此强秦所以灭六国，强汉所以逐匈奴、收南越、灭朝鲜也。”

“一时之盛，不能继万世，此便是韩长孺所言‘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5]于是秦二世而亡，孝武末年百姓空竭，万民罢弊；于是孝武开拓之西域、南越、朝韩，如今皆岌岌可危；于是有汉四百年至今，君民之仇积重难返，乃至为官竟不能有作为，不敢有作为，只求清谈得名。此皆商鞅、董仲舒之罪也。其中董仲舒之罪由重：其一，伪称其术为儒，致使孔孟蒙羞；其二，天人感应催生谶纬横行，以至惑乱朝纲，三公不得久，国策不能续；其三，罢黜百家之策最毒，商鞅驭民无非圈民于地，而罢黜百家却圈士民之心于伪儒。吾常惜王莽，此人便是中毒最深一人，此人所作所为，便是董仲舒伪儒之学荒谬之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