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八路军节度使——第十七章：延州新政（3）（3 / 3）

李文革道：“其一者，商人店铺，无论赚钱与否，所赚多少，均是按照铺面大小收取租赋，月盈利万贯者是一贯钱，亏损万贯者也是一贯钱，盈利巨大者官府不得分其利，而亏损巨大者官府不能减其负。表面上看去虽然公平，然则实际上必将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长此以往，总有一日会有一个大商家将整个市场垄断，到时候他只需要交付定额租赋，便可独占越来越庞大的市场，如此买卖，岂非既限制了其他商家崛起分利又限制了官府的赋税收入？”

“其二者，入场交易地商人也是如此，货物多少不论，只按人头缴税，如此不管亏赚收取赋税之法，使弱小者得不到扶持，强横者得不到抑制，实在算不上善法……”

乔怀礼听得满脸迷惑：“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商户们的亏赚，与官府何干？”

李文革叹息了一声，这便是这个时代官员的局限性了，即便是直接负责商贸税收地官员，对于这种稍微有点深度的经济学理念都很难接受，更不要说其他的那些踞坐朝堂高谈阔论以锱铢必较为耻的士大夫们了。在他地记忆中，有唐一代，对于这种算账的工作都很鄙视，初唐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愿意担任负责财计工作的度支郎中地官员几乎一个没有，居然劳动得左仆射房玄龄以堂堂宰相之尊亲自去摆草棍打算盘。

他想了想，道：“乔主簿，历朝历代，均严刑峻法抑制土地之兼并，是为了甚么？”

“抑制豪强，扶助弱小，使耕者有其田，庶民有饭吃，便不会造反乱政；豪强掌握太多土地，便会变成地方豪门，甚至演化为藩镇……”

说到此处乔怀礼急忙敛口，眼前就坐着一个藩镇，自己一不小心把忌讳话语说出口了。

李文革却丝毫不觉，笑道：“正是这个道理，官府地法度，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抑制豪强扶助弱小而设。使强者不易做大，使弱者不至消亡，非但土地农事如此，工商业者亦然。官府地根本目的并不是设市向商户收取赋税以充府库，而是为了保障商户这个群体能够公平买卖自由贸易，使民富得以倍增，民间富庶了，官府自然会跟着富庶起来……”

懵懵懂懂之间，乔怀礼似乎听明白了一点，他迟疑着张口道：“大将军地意思是，那些赚钱的商户就像豪强世家，那些亏损的买卖人就像佃户流民。商场法度应该像大将军和秦布政所谋划的亩丁税制变法那般让赚钱的多缴税，亏损的少缴税，如此方是合于天道的法度？”

李文革笑道：“乔主簿大才，不过有一点说得不确，不是令亏损的少缴税，人家已经亏得灰头土脸了，官府再去收税于心何忍？亏损的商户，是可以不交税的，农事遇到水旱灾害，朝廷总要免赋甚至赈灾，商事亦是如此。”

乔怀礼苦笑道：“大将军，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商人皆是重利轻义之小人。官府法度如此，谁还肯说自家赚了钱，都说亏钱，难道我商科还能派员一家一家上门查账不成？再者说账目不过是个记述罢了，人家随手一改，赚钱便成了亏钱，一家一户如此，还可以查一查，家家户户如此，卑职这商科，岂不是要划归按察曹了？”

李文革哈哈大笑起来，秦固却一脸正色：“怀仁，你不要笑，乔主簿所说句句是实，并无半句虚言。做事情总要务实，你的想法虽好，却并不合实际！”

李文革平静地扫视了两人一眼，缓缓道：“我方才说过了，官府的法度，实际上乃是为了使世道均衡而设，万事皆同此理，士农工商，无不如此。所谓没有办法，其实是没有想出好的办法而已，我倒是有个想法，可以说给两位斟酌，不过我的办法也只是个建议，并不是成命，要想知道这个法子是否合用，仅仅我们几个人在官署内坐而论道是不成的。我的意思，是自民间请一些商户前来，先请几个赚钱的大商户，再请几个买卖不景气或者刚刚亏了的商户，分别征询其意见，而后详加修改，再择期试行，试行一年之后，再定最终的法度，二位以为如何？”

乔怀礼大吃一惊：“商科是管制商户的衙署，要请商人们来议政？”

秦固也愕然：“怀仁，商人多是言利小人，请他们来议政议法，能够有何裨益？难道还指望这些言利之辈将到口的肥肉吐出来么？”

李文革正色道：“古人既有君子小人之分，便是说明一个道理，世上永远都是君子小人并存，便是三代圣王治事之时，天下也不能说全是君子。所谓君子怀义，小人重利，说得乃是道德，君子怀义，治天下却不能仅仅凭借几本圣贤之书，总还是要有府库钱粮；小人重利，商道之中却也要讲求诚信公道，否则便不会有各行各业行会的暗中存在。此番关外之行，文革感触良多，最为卑贱的青楼妓馆，亦有恪守的规制行矩。说白了，天下不仅仅君子怕乱，小人同样怕乱，一旦乱了规矩，不但大义无存，求利者也将无利可求。商科既然治的是商户，便是专门为小人辈立矩的衙署，作为官员，胸怀大义是该当的，那是官员的操守；但是若治利而罔顾求利之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所行法度也必然要变成无根之水，最终南辕北辙。官府治事，首倡实际，不与被治者打交道，焉能求实得实？”

一番话说得秦固若有所悟，乔怀礼虽然仍不认同，却也不再用“小人言利”来搪塞推诿，他皱着眉头道：“既然大将军坚持，便请阐明方圆，卑职试着召集各方商贾试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