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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姐夫带话过来时，母亲和二哥刚吃完饭。姐夫话没落音，母亲就跳了起来，对姐夫近乎吼道：“你是个苕货啊，不晓得把他拉回来，这一趟路好远，他怎么能走得到啊？老二，你听着！幺儿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子饶不过你。”说完，看着黢黑的屋外，泪珠直往下掉。

姐夫安慰母亲说：“哎呀，没事的，估计老幺说气话的呢，那么远的路程，哪能说走就走的，镇上不是还有亲戚吗？恁大的人了，别人又拐不走，有啥担心的。您也是太娇惯老幺了吧，好啦，再多说，您又该骂我了，回去了啊。”

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姐夫还是训我，几十公里路，黑灯瞎火的，你还真走过去了啊，当时呼了你一巴掌，你不记恨我吧？在你那个年龄，能有你那个浑劲的，全村就你一个！

姐夫还说，母亲整夜没睡，不断地唠叨，还跑到生产大队的卫生所，想托人家挂电话到县城大哥的单位问问消息，但被人家三言两语打发了。这也不怪人家，那时候电话是稀罕东西，往哪儿挂电话都要通过总机分段接转，更何况是深更半夜，咋打得通呢？母亲不依，扯开嗓子和人家叫喊了半天，搞得附近乡民都知道了，二哥吓得第二天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后面我和二哥各自成家立业，偶尔相聚小酌，我们都避开这个过往细节，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假如那个晚上，我出了意外，二哥因此背上思想包袱做出什么举动谁也说不准。二哥是个老实人，他一生命运多舛，种过田、修过电器、培育过蘑菇、养过鳖虫和鳝鱼、摆过早餐摊……他有过很多理想和抱负，都得到过母亲毫无气馁和无怨无悔的支持，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乡邻说他丢西瓜捡芝麻，一山看着一山高，没有定力，缺乏耐心。按我的分析，二哥是时运不佳，天时地利人和与他都没有沾上边，年代和家庭的限制，他没法放飞自我和勇往直前。

母亲是个有主见的人，她比父亲小近十岁，十八岁“自由恋爱”嫁给父亲后，次年生下我大哥。我父亲当时的职业是供销社赶骡马板车的搬运工，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副业”身份——银匠手艺人，母亲看中的是他的“副业”，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母亲认为嫁给父亲什么时候都不愁没有饭吃。听说父亲曾攒下一点金银积蓄，后遭遇坏人上门抢劫，连一点银屑粉都给卷走了。

记忆中，父亲的副业做的都是加工活，就是把人家拿过来的银制品熔化后，再打磨成项圈、长命锁、手镯、耳环、铃铛等银饰配件。父亲手艺好，在周边村子有不错的口碑，口口相传，互相介绍，所以他常常能接到一些私活赚点加工费。在那个时代，父亲的这一份副业收入对于贴补家庭生活开支非常珍贵。后来，国家对金银制品管控很严，父亲只能关起门偷偷摸摸做点副业了。

可惜二哥对父亲的手艺兴趣不高，没有继承，不然，等到改革开放后的好政策，二哥的人生一定会改写。

好景不长，我们家被就地安排下放到农村后，母亲被迫冲在前面成了“一家之主”。因为父亲除了那点不能公开的手艺，对干农活一无所知，再者他身体状况很差，干不了重体力活。当时，大哥和二哥都在读书，农村集体的活路都是母亲带着十几岁的姐姐在顶着。家里缺少劳动力，不但挣不了多少工分，还年年超支，也就是倒欠生产队的粮款。

母亲的生活压力和精神负担陡然变重了，但她从未有过畏缩和胆怯，绝不会在乡亲们面前倾述自己的困难。她白天忙生产队里的农活，夜晚去临近的湖畔割芦苇，天亮前一捆一捆背回家，再编芦席换点家用；等到稻谷收割季节，她也是等待天黑后借着月光去地里拾稻穗，回家再碾下谷粒；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米下锅了，她顶风冒雪到离村子五里地以外的其他村庄乞讨……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往前度，母亲是一个既天性自尊又能适时放下眼前颜面的农村妇女。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亲性格耿直，能说会道，热心快肠，加上具有一定的觉悟，所以曾被推举为贫协代表。据说当时拟作为妇女干部培养，但她缺少文化，不识字，提干上不去。不过她有着很高的工作积极性，落实组织交办的事情有效率，苦累无怨。也因此，我大哥中学毕业后，被推荐为当地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成了国家职工。这些事，都是我长大成人后，母亲和我聊家常时告诉我的。

据说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学费免交，政府还会发放一点生活补贴，不过其他方面的开销需要自理，大哥知道家里困难，所以读书时非常节俭。每逢周末，大哥要么在当地的供销社找点搬运工的活路，要么约上家境同样困难的同学下湖泊采抽藕尖或摸鱼，卖给饭店换点小钱。等到放长假回家时，他就把生活结余和打零工赚来的钱交给母亲，而母亲每次只会给他备好一样东西：咸菜或腌萝卜。

7年代末，即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农村，父亲由此郁郁寡欢。因为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又多了我这张“小闲嘴”，父亲认为一旦实行包产到户，仅靠母亲和二哥两个人干活，超支问题会更加严重，家庭的生活将面临更大困难，他整天唉声叹气，积郁成疾，终于不治而去。

大哥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工作，结婚成家时，大哥在乡下买了点杂木找木匠做了一张床和两个柜子，同事们赠送了一些日常用品，加上大嫂陪嫁的两口皮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家当。由于家境困难和路途不便的原因，家里没有人去县城参加他的婚礼。我上县城跟着他们生活之前，大哥和大嫂总共只回过两次乡下的家，一是结婚当年回家过春节（新媳妇见公公婆婆；二是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三口回去奔丧。这无关良心与孝心，在那个年代，交通条件落后，下雨或下雪就出不了门，再者往返费用都要再三掂量，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好在，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艰难的岁月没有一如既往地往前延伸。5年代大哥和姐姐、6年代的二哥、7年代的我，历经三个年代，我们见证了时代的慢慢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