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古代帝王术案例（1 / 2）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其帝王专制制度也随之发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国理政的谋略和手段也很发达。所谓的“帝王权术”便是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的管理谋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揽权驭臣的计谋和手段。“帝王权术”称呼不少，比如简称为“帝王术”，或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或称“帝王权谋”，或称“君王驭臣之术”等等。
“帝王权术”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权至上的专制管理机制，掌控至上权力，对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进行驾驭和掌控，驱使他们去为皇权专制体制服务；其二是在管理过程中，巧妙用“术”，这“术”主要是指一种政治权力的运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内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阳谋”，而背地里耍的却是“阴谋”，即明用“仁道”，暗用“心术”。具体说，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义、仁政、德治等实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却用种种见不得光的阴谋和毒辣的手段来掌控朝局，驾驭群臣，掌控文武官员。所以，人们常说：“君心难测”。
\ufffc
秦始皇画像
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帝王权术”的论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术篇》；在《吕氏春秋》中有《恃君览》；在《淮南子》中有《主术训》等，讲的都是“帝王权术”。李世民亲自撰写了《帝范》，将“帝王权术”传授给他的子女们；张居正为万历小皇帝专门编写了关于“帝王权术”的通俗教科书——《帝鉴图说》，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战国秦汉之间，有一种学说，称为“黄老之术”，就是将道家的学说演化为“君人南面之术”，这就是一种“帝王权术”。司马谈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里总结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的特点。它是一种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长，而以道家和阴阳家的学说为基础所建立的一种统治术。后来，“君人南面之术”又演化为“黄老之术”，其实，这是道家被演绎为“帝王权术”的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帝王权术”之所以发展得特别成熟和精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首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在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新过程中，从总趋势看是一个巩固皇权的过程，期间，皇权专制制度的发展虽有反复和曲折，但总的发展方向是皇权专制在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皇权专制达到顶峰状态，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帝王谋略的发展也不断成熟，“帝王权术”越来越变得完备和精致；其次，中国古代社会在早期演进的过程中，血缘氏族宗法关系没有受到过强烈的冲击，在进入“轴心时代”时，其血缘宗法传统被延续下来，并与政治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政治统治体制，如此一来，帝王统治谋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伦理道义的政治策略，而实质上却是服务于皇权专制统治的驾驭臣民的手段，于是，明用“道义”暗用“心术”的方式就成了历代帝王经常使用的统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权术”变得非常发达；再次，由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巨大影响，加上后来儒家学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与政治统治高度结合，形成了很发达的“王道学说”“道统理论”和“王权主义”等，帝王的统治理论成了历代皆比较盛行的学术论题，帝王统治学说成了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对“帝王权术”的研究也明里暗里成了古代学术的“显学”之一。
中国古代有如此发达的“帝王权术”，若具体分析，便会发现其内容非常丰富，学术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经验总结等都广泛涉及到“帝王权术”，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经典史书的《资治通鉴》，其实是司马光编著的政治权谋书，该书总结历史上统治经验的成败得失，为的是“以资皇帝借鉴”，严格说，《资治通鉴》是“统治者历史经验的总结”，书中能清晰看到编者对于“帝王权术”阐述和评论。再如，盛行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大讲“纵横捭阖”的谋略，他们注重划交战略和论辩技巧，其实，纵横家们是在为君王提供“帝王权术”，辅佐君王统治和管理好国家，使他们所辅佐的国家强大起来，并力图吞并其他弱国，当列国君王采纳了纵横家们提供的“帝王权术”的内容，纵横家们也得到了权与利方面的回报。还有，古代有很多权谋书，比如《长短经》《鬼谷子》《素书》《权书》等，书中有很多篇幅论述的正是“帝王权术”的内容，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中，关于“帝王权术”的思想内容是多样而具体的，可以从各方面进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权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即由儒家学说演化而来的帝王“仁政”之术；由道家学说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术”；由法家学说演化而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帝王统治术。
第一，帝王“仁政”之术
先秦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后来，经过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发挥，儒学思想被演化为“儒家帝王术”，即帝王的“仁政”之术。
这“儒家帝王术”其明里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强调的是统治者要“内圣”而“外王”，强调“修齐治平”，推崇以德治国，强调帝王首先要让自己修养成仁义之君，并以身作则，推行其仁义之道，以仁德布于天下，以帝王的贤明来影响政局，以推行仁德来造就国泰民安。司马谈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中将儒者与道家作比较时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这虽然是从道家角度在批评儒家，但却指出了“儒家帝王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其实，这只是儒家关于政治管理的一种愿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实质上，只是“儒家帝王术”所表现出来的“阳谋”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却是大有“阴谋”的，帝王们明里讲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里用的计谋和手段是不顾仁义的，是非常毒辣的，为了达到其维护皇权专制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明里一套，暗里又是另一套，这是“儒家帝王术”的一个基本特征。
\ufffc打开app查看高清大图
董仲舒画像
当然，“儒家帝王术”还可以从几个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特征便是主张“仁义”，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义”来施政的，把伦理与政治统一起来，以伦理来服务于政治。所以，历代帝王几乎都喜欢讲“王道”，把“以德为政”视为是其统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学说延伸为“德政学说”，构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国方略。孔子的“仁学”变成了帝王们以德治国的理论依据，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一体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将宗法关系纳入政治统治的基本依据，于是，对于帝王来说，整个国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国土被认为属于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称为“赵家天下”，国是皇帝的家。与此相应，家也就是国，政治伦理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一个家族犹如一个“国家”，在一个家族里，族权大于政权，族长的权力非常大，家族成员都必须绝对服从于族长，家庭成员必须服从于家长，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维护皇权专制的重要社会单位，家规、族规成了巩固皇权的伦理政治规则，皇权利用族权来巩固其专制统治，宗法体制对于维护政治专制体制的稳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们玩转着十分有效的“德治”统治术。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论，辅助甚至代替法规成了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强调的是君、父、夫的绝对主导作用；而“五常”即将“仁、义、理、智、信”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所强调的是“爱之仁，正之义，君之礼，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钢”的关系中，“父为子纲”是基础，其所诉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尽孝”；而“君为臣纲”是最重要目的，所诉求的是“忠”，即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这就是通常说的“尽忠”，正像朱熹所说的“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而“夫为妻纲”是规范家庭人伦的基础，其诉求的是“节”，如朱熹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节”成了规范古代女子道德绳索。其实，这“三纲五常”其实是极为厉害的统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规则为手段，推行专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说的是尊“德性”道德规范，行的却是强化专制之实。所谓的“德政”，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德”为“政”服务，将伦理纲常用来维护皇权统治。显然，当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纲五常”，那么，皇帝的统治也就太轻松了，臣民们都成了顺从统治的“小绵羊”，在帝王看来就是“政通人和”了，这正是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青睐的“仁政”的社会政治理想状态，也是“仁政之术”所要达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内仁外礼”的伦理道德学说，即：内心的“仁”如果修养好了，被认为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让行为都能符合“礼”，于是，众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问题在于，历朝历代的帝王，绝大多数不是自己内修仁德，外遵礼仪的，他们是把“仁”和“礼”这一“内”一“外”道德原则用来规范和教育臣民的，他们的目的是让臣民们都能在心理和行为循规蹈矩，能顺从统治秩序，而帝王们自己玩的是权术，用的是阴谋和心术。“内仁”“外礼”是对臣民的要求和约束，是帝王用来维护皇权专制的手段。
最后，儒家学说中，也重视一些哲学方法，比如在处事方面讲“中庸之道”，强调“执两用中”等；在对待矛盾方面强调“和为贵”等，而这些方法论，后来被改造为帝王权谋中的“仁术”。比如，“中庸之道”演绎成折中处事，注重双方互利，强调处事手段不过激，不走极端，讲究处事得当。而“和为贵”的原则，变成了在政治斗争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对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讲“和为贵”，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暂时策略，等到有足够实力置对方于死地时，帝王的“和善”的脸具便扯下来了，必然是将政治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