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底线（2 / 3）

当然，司马光、王珪等人硬是把这问题上纲上线，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也只是为了前面讲的那些。在他们看来，英宗已入嗣仁宗，再称其生父为父亲，就不合儒家的宗法礼制，如果违反礼法就不成体统，就会乱了套，就会危及国家根本。其实，他们的忧虑不仅是伪命题，而且不符合历史逻辑。

不过，那些士大夫敢于据“礼”力争，也难能可贵，起码体现出刚正不阿的气节和操守。问题在于，他们所坚守的“礼”，在现代人看来，偏离了常情与常理。从实事求是出发，父亲就是父亲，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事实，称自己父亲为父亲，可谓天经地义，何必非称伯父不可。然而，那些教条般固守礼法的卫道士们，为了一个称呼竟然口诛笔伐，争论不休。

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出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已经失去判断时局、辨别利弊轻重的能力。

他们视宗法礼制高于一切，而忽视关乎民族存亡的国计民生。在面临辽国、西夏侵扰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双重压力下，范仲淹推出新政、王安石实行变法。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竭力反对，终究让范仲淹、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梦化为泡影。

此外，那些卫道士往往以正人君子自居，喜好把持不同见解者一棍子打死，大肆予以人身攻击。

欧阳修就曾被吕诲等人指责为“人神共弃”的“豺狼”“奸邪”，王安石也曾被吕诲等人描述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的恶人。本来是出于公事之论，如若演化为人身攻击，就容易捆住有担当政治家的手脚。苏辙曾经指出：“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

如此政治生态，使得庙堂之上充斥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庸官。王珪在“濮议”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做了16年宰相，结果毫无建树，被人讥讽为“三旨宰相”(只知道“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

濮议在现代人眼里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牵扯了皇帝、宰相和众多大臣的心力，由此耽误治国理政大事，可谓得不偿失。

可以说，从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利用礼制加强了国家的控制，也因为礼制束缚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所以，沈峰在信中反复强调了礼法对这些人的重要性。并且隐晦的提出如果官家明确自己的目的，打个礼法中的擦边球，再给个甜枣，这帮人就翻不起什么大浪。还有需要关键人物曹太后的支持和理解。

因此，赵顼一直在等待着沈峰预测的那个场景到来。到时候，敌我都分明后再帮赵曙收拾残局。

他首先找到曹太后，解释赵曙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针对先帝赵祯和曹太后的，而是想通过此事件达成一系列政治目的。只要化解了曹太后心中的疙瘩，凭借曹太后的政治智慧，肯定能理解赵曙的动作。

然后再劝曹太后以太后的名义宣称和确认，濮王的称谓问题只是一个称谓而已，只有赵曙一人允许称濮王为皇考，其他一切并无改变。

最后再给赵曙提个条子，提醒他明确目的见好就收。

这样下来，反对派们从礼制上还找不到可以攻击的点。赵曙也可以达成一些政治目的。

而在垂拱殿内，被喷了一天的官家和相公们，正想着怎么反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