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法家～申子——申不害（1 / 4）

申不害（别称：申子，前385年-前337年，郑国京邑（今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战国时期韩国丞相，法家重要创始人物之一、思想家，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申不害的名字，对许多人而言未必熟悉。这位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长期被归于法家代表人物，相当关注“术”。为此，有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的说法。“术”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君王秘而不宣的统治手法，一定程度上被解释为权术，并与阴谋诡计联系起来。

商鞅和申不害也是法家族的人物，他们也掀起了法成为法的热潮，这两个人对秦国和韩国的贡献也非常明显。商鞅之于秦国，的意义无需多言，申不害之于韩国，商鞅之于秦国虽然申不害最终转型为法并未成功，但整个转型为法却在一代人之后半途夭折。然而，申不害在世时，韩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至少当时的韩国可以与中原的其他国家相媲美

只是在申不害死后，韩国一代一代衰落了。然而，有趣的是，商鞅和申不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但当时韩昭侯为什么选择申不害而不是商鞅呢？

事实上，朝臣的选择与君王的性格、君主的眼光和国内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与秦孝公，相比，韩昭侯是无法相比的。秦孝公在认识商鞅之前并没有改投法，但是秦孝公明白，所谓的王道、仁政、礼仪、无为而治，这些秦国都是行不通的，甚至这些路都是死路。

申不害和秦孝公深刻理解，简单地把官僚主义变成军事法，并不能让整个国家一代一代强大起来。他想要的是秦国一代比一代强大，而不是秦国在他身后逐渐衰落。因此，他把商鞅招入秦国，后，各方面都改到了法。

但韩昭侯不是这样的人。

韩昭侯的性格是锋芒毕露的，他之所以选择申不害，其实是看中了申不害法的治华手法。所谓的艺术也可以看作是法，的一部分，但术治更符合君王的思想和君王的性格。

总的来说，它更能迎合君王，而申不害也是锋芒毕露。他向法的转变非常有效，这种效果可以很快显现出来，但这种效果不会持久，他不能把这种向法转变的结果带给后代。

然而，韩昭侯当时看到的不是后人的传承，而只是他这一代韩国的崛起和韩国，的强大，所以他不想慢慢看到，而是想要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君主之外，当时的国内形势也是影响非常大的。当时秦国真的又穷又弱，田地空空如也，在中国能组织起来的部队都是老部队。因此，秦孝公需要一个全面的人才。

但在当时，韩国并不像秦国，那样贫穷和软弱，韩昭侯只想整顿官僚机构。他希望韩国的政治能够更加明朗，当然也不乏为自己保持良好声誉的自私。毕竟，该国的政治清明对君王也非常有利。此外，来自晋国，的韩国，赵国和魏国，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比较思维。魏国变得强大了，赵国本身也主张武力。它的军事实力一直都很强。

韩国也有心思追上这两个国家，所以韩昭侯希望韩国的国情能够迅速改变。因此，韩昭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申不害。

在已故美国汉学元老、美国东方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顾立雅（herrleeglessnercreel，许倬云是其门生看来，“术”更恰当的解释是行政技术。

申不害是郑国人。在公元前六世纪，郑国曾涌现出一位卓越的行政专家——子产，并获得了包括儒家等学派在内各派士人称赞。顾立雅认为，子产对郑国的改革，其实总体上与两百年后的申不害对韩国的治理很相近，概括起来就是要量才使用，让国家的分工变得明确，落实职责。

变法也好，改革也好，其实都是让春秋时期的城邦国家形态变得适应战国时期的需要。因为随着诸侯国的兼并，国家规模变大；随着经济和社会尤其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加上需要为防御和征战提供后勤，治理规模变得更大，这就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技术的出现。

顾立雅在其名作《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以下简称《申不害》中就谈到，行政技术在政治中非常重要。申不害的观念和实践无疑具有超前性。书中援引了《公共行政导论》一书中的阐述，“仍有很多从业者，不排除其中一些是最有才干的行政者，将自身工作视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进而，他们认为，只要具备最低限度的经验与训练的人选，就可以安排在行政职位上。这种错误的观念觉得，总有某种固有天赋，会让人在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工作的情况下，也能从事复杂的行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