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回：吴景洲护宝上路，易寅村怀璧蒙冤（1 / 2）

故宫古物，精挑细选，乃中华文化菁华。文物南迁，万众瞩目，如同《水浒传》里的生辰纲，不敢稍有差池。

此刻，身为故宫理事，坐镇南昌剿共的蒋委员长，部署围剿瑞金苏维埃根据地之余，尚挂念国宝南迁之事，特意给易培基发了徵字号电报询问情况。

易培基自然不敢怠慢，一方面拜访坐镇北平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请张汉卿派护军押车，并在铁路沿线、中途站点，通知守军做好警卫防护；另一方面首批文物押运官，亦需要选派智勇双全之人。第一人选，当然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自己的女婿李宗侗，但此时李宗侗尚在上海为文物落地租仓库。于是易培基想到了自己的助手，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但不知何故，马衡临阵打了退堂鼓。无奈之下，易培基临阵换将，决定派出了自己的老同学吴瀛。

吴瀛，字景洲，出身江苏常州世代书香之家，为民国元老、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外甥，曾为民国内务部官员，参与过热河行宫古物转运，文物学识深厚，行政经验丰富。此时为故宫博物院古物审定专门委员、博物院秘书。

吴瀛闻听此事顿感压力山大，这么多无价之宝，时值乱世，倘若出了差错，自己岂不成了丢失生辰纲的“青面兽杨志”，该当何罪？一时踟蹰，但经不住易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就勉为其难，一切以国宝为重，恪尽职守。思及此，悲壮之情油然而生，一首《故宫守护队队歌》喷涌而出：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雕梁画栋，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太和乾清。体象天地，寔丽且宏。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万事俱备，直待起运发车，易培基拟电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电文如下：

“南昌蒋委员长钧鉴：徵电敬悉，故宫物品第一批二千一百余箱，即于本日准刻开车。由平汉转陇海运浦。本院派简任秘书吴瀛，**成员十四人随车而行。汉卿兄亦派宪兵卫队百数十人押车、保护。第二批日内即起运。”等等。

上述易培基的一纸电文资料，再一次证明故宫等单位文物南迁，是当时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首脑的蒋介石最终做出的决策，并直接领导的。这与后来文物西迁，迁台，最高决策者均为蒋介石逻辑相通，相互印证。作为南迁文物具体执行者的易培基与蒋介石之间有直通渠道，这也符合这位蒋委员长喜欢直接一线指挥的特点。

1933年2月5日深夜，北平全城戒严，在张学良安排的军警护卫下，第一批故宫博物院的国宝2118箱暌别了帝王居所。由成群结队的人力板车拉到北平前门火车站，故宫文物克服了重重压力，终于踏上了南迁之路。

第一批南迁文物的专列一共是21节车厢。押运官吴瀛和十几位监视人员、押运的职员乘坐一节车厢，还有一二节车厢安置了张学良派出的宪兵和卫队共1多人，其余车辆都是装着古物的铁皮车，车顶四周均架起机枪。

专列路经山东、徐州一带，此地界时有匪众出没，风声甚厉，好在官方有备，沿途军警戒备森然，专列铁路两旁逐段有马队随车驰聚，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重要关口，车内熄灯，专列呼啸而过。一路下来，吴瀛带队押运的生辰纲有惊无险。

可是专列到了南京，才知道又发生变故。

原来国民党元老、文献馆馆长张继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临时动议，提出：古物迁上海托庇于外国租界，实是国耻，所以要改迁他处，主张去西安、洛阳。

这张继是何方神圣？此公的资历深厚，早在194年便与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195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曾任民国第一届参议院仪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北平支部部长，为国民党西山派首领。192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司法院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可谓位高言重。

此议一出，国民党中政会议又是议来议去，所选的西安也好、洛阳也罢，一是地缘上都接**津，二是两城也均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以存放这些故宫文物。国民党元老林森提出南迁文物寄放在南京林园庐墓处，吴瀛去实地勘察，也不合用。这时蒋介石指示把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中文献馆的164箱档案留置南京。这样专列在南京停顿了两星期，吴瀛忧心如焚，只得去找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问南迁文物到底何去何从？宋子文对他说：“议决：照旧运沪。”这样第一批文物的154箱古物，含古物陈列所2箱，最终到了上海，存于法租界仓库。

3月15日，第二批南迁文物起运，这批含故宫博物院129箱，古物陈列所84箱、中央研究院（含历史博物馆2箱。由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俞同奎为押运官。第二批文物专列路过南京时，又把第一批的164箱文献档案，一同带到上海法租界仓库。

3月28日，第三批南迁文物专列上路，这一批含故宫博物院2972箱又62包，古物陈列所14箱，颐和园文物888箱，由故宫博物院程星龄负责押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