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7章 修仙皇帝（2 / 4）

万历瓷器中还出现了一些镂雕作品，比如用雕刻、贴塑来装饰瓷器，使它显得非常丰满，这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我有一个万历青花小碗，早年在厦门买的。碗非常小，整体镂雕，上面刻着非常细小的五个字：“永享太平春。“可见当时社会非常富足，至少对这个碗的使用者而言，非常舒服，要不然也不能写上“永享太平春“，说明他已经享了，还想再享。这个小碗做得非常精致，让看到的每个人都非常震惊。

过去的书上都记载晚明时期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实际这种社会的黑暗面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黄花梨、紫檀家具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正因为晚明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有富足的一面，才会诞生出如此灿烂的文明。

我20多岁的时候在出版社上班，每天清晨骑自行车从西郊一直骑到东城，下了班又从东城骑回去。每天路过阜成门，那儿支着一个帆布棚子，有一个老头儿在那儿卖面茶。老头儿的摊上有一溜儿青花大碗，图案都不太一样。我为了看碗，就经常在那儿喝面茶，时间长了就想买他的碗。老头儿说：“这是我家的传家宝，不会卖，但你可以看。“面茶碗里装着油面，挺大，我抱不起来，也不能看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只能看到风格不一，其中一溜儿都是一个朝代的，看着很漂亮，有一个单个儿的画得特别满，显得比较粗糙。

我当时还年轻，不能正确判断，就认为那一溜碗都特别值钱，因为特别新，特漂亮。后来有一次机会，那溜碗有一个用空了，我赶紧翻过来看，上写“大清光绪年制“，那时我才开始对光绪瓷器有比较清晰的印象。而那个单个儿的碗永远盛得满满的，老头儿不让我翻着看，我就看不到。后来我终于看到这个碗的底了，写着“大明万历年制“。我这才知道，敢情这个很粗糙、画得乱七八糟的碗，年代要比那溜漂亮的早得多。

但是我一直也没买下这个碗，每次跟老头儿谈，老头儿说：“这是我的饭碗，不能卖给你，卖了碗，我怎么卖面茶？你不是天天来我这儿喝面茶，就是为了看碗吗？“

刚开始收藏的人，都有一种急切的心态，总想赶紧把东西买回来。我最早收藏也是这种心态。后来时间长了，我逐渐能压抑住了。再后来我就自我解嘲，有一种说法叫“过我眼即我有“，就是我看过了等于我有过了。当然，这是一种很自嘲的说法，过我眼即我有，那故宫的东西都过我眼了，对不对？所谓“即我有“，我觉得就是拥有知识了。收藏当中，很多东西不是你必须拥有的，因为你没有可能拥有，终身没有这个机会。先不说你有没有钱，只说很多东西跟你擦肩而过，有的干脆你就没见过面，这很正常。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拥有一件东西才是快乐，拥有知识依然是一种快乐。

16至17世纪时，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人，盯上了中国的瓷器，大量船只到中国来购买、走私。17世纪初，荷兰人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这艘船有名字，克拉克号。荷兰人把船截获以后，发现船上都是中国瓷器，这些瓷器风格一致，都是带开光的，是当时中国专门定制的外销瓷。这种风格的瓷器被西方人认为是“克拉克风格“。其实跟克拉克一点关系都没有，只不过用那艘船装了我们的瓷器。严格意义上说，克拉克风格，应该是中国晚明时期典型外销瓷的风格。到今天，这种瓷器依然被西方人称之为“克拉克瓷“。

开光，这种装饰手法宋元就有，万历时期开始流行。所谓“开光“，是指在无主题的图案中，用轮廓线开出一个框，框内画上主题图案。这种装饰方法最大的好处是能够突出主题。开光不仅使用在瓷器装饰中，中国其他工艺品也在使用。西方人非常喜欢这种开光的克拉克瓷器。因此，当时这种瓷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来样加工。西方人把样子提供给我们。

万历时期兴起全国收藏热，导致当时的瓷器后世多有模仿。光绪朝很多瓷器就是模仿万历，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万历风格的瓷器。晚明时期的瓷器备受日本人推崇是有原因的。当时我国跟日本的交流非常多，日本很多人跑到中国来学习。有个日本人叫吴良大甫，他来学中国瓷器，学成后回到日本去烧，创造一种“祥瑞手“瓷器，与万历瓷器风格非常一致。

明朝瓷器的第一次高峰是永宣时期，第二次高峰就是嘉万时期。瓷器的丰富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有品种。晚明瓷器千变万化的造型、醒目的蓝色、贴近生活的装饰，让人非常喜爱。万历一朝，官窑、民窑的青花瓷器不计其数，烧造量非常大，持续了四十多年。万历时期的国家官银消耗中，大量用于瓷器烧造。万历时期有个人叫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载当时的景德镇是“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他说景德镇烧窑天天跟打雷打闪似的。

晚明时期，16-17世纪，国际海洋贸易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欧洲各国都在成立各种海上运输公司，抢占市场。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贸易的开展和瓷器生产的花样翻新。资本主义萌芽大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生产，尤其是青花瓷器。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丝绸、瓷器。商业瓷器的生产又刺激了市场活力，这一点表现在青花瓷上，就是既适应国内市场，又适应国外市场。明晚期青花极为充分显现出商品的特性，这个特性超过了最早的艺术特性。永宣瓷器是艺术特性明确，而嘉万瓷器是商品特性明确，这就是晚明瓷器的魅力。

万历朝已经是明代的尾声了，但仍有天启和崇祯断后，明朝最后的两个朝代。满清入关以后，瓷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顺治朝衔接明朝，又为后来辉煌的康熙青花打下基础。明末清初这个时期不足半个世纪，在中国陶瓷史上称之为“过渡期“。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