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旅顺口(2)（1 / 3）

第6节旅顺口（2）

皇帝给这样的奏折气得半死，又丝毫没有办法，在和军机处见面的时候，大骂这些人都是一群蠢猪！闭目不见世事，若是国事任由这些无识误事的书生之见指挥，早晚碰一个头破血流，才知道后悔晚矣！数日之后，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上谕，颁行全国，才算暂时将朝野之间这种妄自尊大，如井底之蛙，怒目喧嚣之声压制了下去。

这份上谕是这样写的，“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实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唯事属初创，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无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靡，择其最要者，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而广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计。”

这道上谕确定了以后数年的海军发展的方针，但令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弟两个觉得意外的是，皇帝在上谕中丝毫没有提及南洋海军的发展特权，办理海军竟是只考虑北洋一支，这固然有战略防御中心北移的因素，但似乎也过于厚此薄彼了？

皇帝自然也知道，单纯发展北洋海军，而对于南洋部队的建设不闻不问，最后一定会造成跛足而行的怪现象，但身为大清国最高掌舵人，国防之事要办，吏治清明，则更是要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来处置的——海军建设，在历史上是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的，教训之一，就是各省办理海军事物的官员循以私情、转展汲引，完全不考虑其才可用与否，但以私交为举荐攸归，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弟两个，在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尤其是李鸿章。在真实的历史中，经他所保举而起丁汝昌、张佩纶、盛宣怀等人，能力暂时不问，心性都是很成问题的。

而且李鸿章不及乃师的一点在于，曾国藩以胸怀道德笼络诸将；而李鸿章则是以权谋机诈之术，此所以淮军代湘军而起之后，国事多有反侧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点，就是军机处中南北对峙的风气愈演愈烈，即便有自己几次降旨训斥，所起到的效果也始终不是很大，以曾国藩、许乃钊为首的南派和以奕、文祥、阎敬铭及依附他们的李鸿藻为首的北派清流之力，在朝堂上纠纷不断，上一年七月初九日的时候，为曾国藩提请，从中国派遣相应学子出国留学，其中二阿哥载滢主动请旨，要求随同前往一事，南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弄得皇帝大感头疼。

这份奏陈是曾国藩所上，大约是内容是说，“西人求学实际，无论为士农工商、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

这份奏折让皇帝大为重视，交部共议，不料引来一致的詈骂，上下都认为曾国藩上这样的奏折，实在不知所谓，把自家的品学俱优，德才两全的孩童送到外国，与蛮夷之族共存，又能够学到什么治国之法了？况且说，西洋所有，不过技巧之术，从来非天朝大国所尚，如今舍本逐末的就于外国，真正是清流之耻！应该立刻将曾国藩罢去一切官职，交又似议罪。

这件事闹得很大，最后还是载滢主动出面请旨，希望皇帝允许，自己作为赴海外留学生员中的一员，负笈域外，以求更增广见闻，日后回国报效。

儿子的主动出面，令皇帝大喜过望，当下力排众议，降旨选派二阿哥载滢为第一批国派出国留学生员中的一员，负笈美国，做为期四年的学习。

佳贵妃大惊，不顾仪体的以后宫之身问政，请求皇帝免去儿子出国留学之行，“皇上，您有那么多子嗣，奴才却只有滢儿这一个成长起来的孩子，……”

“你这叫什么话？滢儿难道不是朕的孩子吗？你关心儿子，朕就不关心吗？让他到国外去学习，根本也不是什么危险之事——朕可告诉你，你少听下面的那些混账东西满口喷蛆，说美国是蛮荒烟瘴之地，孩子到那里九死一生的屁话！那都是不明真相，胡乱言说的。”

“但，皇上，滢儿年纪还小，能否等上几年，哪怕等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派员出国留学之时，再让孩子一同前往呢？”

“他今年都十七岁了，还算很小吗？”皇帝叹息着，亲自过去把佳贵妃扶起来，低声对她说道，“妞妞，你还记得当年吗？朕和你说过，滢儿这个孩子，是有大出息的。但正因为如此，朕才一定要让他好好领受一番生活磨砺，日后才好为国出力呢！”

佳贵妃哭成一团，分辨不清丈夫话中之意，但也不敢抗旨，呜咽哭泣了半晌，这才躬身退去了。

选派出国留学生员之事就此落定，最后选定了载滢、詹天佑、蔡绍基、唐绍仪、祈祖彝、朱宝奎、梁敦彦等四十三名生员，乘坐美国商船，漂洋过海，到达美国。

这件事过去之后，皇帝有时候想起远在异国的儿子，心中又是思念，又觉得骄傲，又觉得清流之辈，实在是讨厌！一群食古不化的蠢货！再等上几天，若是朝臣之中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兀自不能得到缓解的话，自己就要认真而彻底的解决一番了！

九月十四日，皇帝乘定远号铁甲舰从旅顺口出发南下，巡视山东威海。临行之前，皇帝特别降旨，宣召各国驻华公使、代办、参赞等到行辕陛见——这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命总署衙门通传过的，其中有英国驻华公使华尔琛、俄国公使拉德仁、美国公使田贝、法国公使恺自尔、荷兰公使莱因、法国公使威利用凡，合计六国。

皇帝本来想在北京召见，但为行礼约束等因，礼部吵得一塌糊涂，都以为虽然咸丰七年之后，皇帝和英法两国签署的《北京条约》中有今后外国公使因故觐见中国皇帝，一概行以平等之礼，但世易时移，如今的中国，再不是道光中叶那般的任人欺凌之邦，正好相反，到咸丰十九年，大清之国势强盛，已经远超列夷，故而这等行礼如仪的论点，重又现于朝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