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 万古帝皇(下)（2 / 3）

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刀具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骗民众造反。

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第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

秦始皇的重农抑商整场，也遭到过指责。

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置于“战”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最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而非选择“商”。

从社会结构看，“耕”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而从制度上看，“耕”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样四处奔波。秦帝国扬农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国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步发展。

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土地情结”的批判，而脱离2000年前世纪社会情况批判秦帝国的经济政策。相反，我们应当感激帝国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政策，才会逐步产生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辽阔的疆土、产生至今活力四溢的中华文化。

对秦帝国穷兵黩武最大的“罪证”就是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南征两广。然而这一切站的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

武力统一中国的选择是必然的，当时六国明确不愿意与秦合并，就像现在台湾当局一样拒绝和平统一，那么任何一个中华子民都会选择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在战国后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也许只有60年代苏联屯兵百万在中蒙边境局势可与相比。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山西、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那么为了国家的安危帝国必然与匈奴开战。

帝国非常重视对匈奴的战争，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战争结果是将匈奴实力赶至漠北，帝国军队驻防长城防线。仅从战争结果看，就可以断言对匈奴战争并不是扩张战争，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否则怎么会在胜利之后、国内尚无功乱之际将30万雄师驻防长城防线呢？

至于南征两广的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延续。当年六国中以楚国最强，其势力范围兼括现在的豫、湘、鄂、川、闽、粤、赣、皖、苏、浙、贵等地区，楚亡后一部分军队指岭南顽抗，帝国军队追击将其击溃后发现南越土著对于帝国的南疆威胁不亚于匈奴，于是帝国开展了对两广地区的统一战争。40万大军在灵渠完工后，迅速得到补给并战胜敌人。至此秦帝国版图完全成形，也为后世中国版图建立雏形。

泱泱帝国，大秦天下。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秦始皇如此明智，怎么会导致帝国迅速灭亡呢？

历史偶然机会导致帝国毁灭。如果秦始皇能再活几年，历史必将改写。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雄才大略古今无人相比，它不仅完成中国统一，而且从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军事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而军事统一与改革必然出动一些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反弹势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