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风里落花谁是主（3 / 3）

“开明、专制？好！好！好！”孙元起抚手称赞。

在190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有两种：一个是维持现有体制，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年龄大、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旧式读书人，他们生长、生活在现有体制下数十年，对现有体制拥有深厚的感情，不愿意发生任何变动；另一个则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君主立宪，为大多数中青年旧式读书人、新式学堂学生所支持，随着时间发展，渐渐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正如当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至于后来成为主流的革命派，在1903年至1908年间还属于恐怖主义组织范畴。

或许有些读者不满，中国怎么能不推翻满清统治呢？说是奴性也好，说是惯性也好，事实上就是如此，在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满清皇室已经被国民普遍接受，而且比较受尊重。（就好比现在。）绝大多数国民对于皇室的存在，不能说鼎力支持，至少是不持反对态度的。所以此时君主立宪大行其道。

可是清皇室对于君主立宪并不热心，觉得新制度限制了满清贵族的太多特权，常常是走三步退两步，甚至是走三步退三步。使得国民逐渐失望，部分开始倾向革命。民众满怀希望、千呼百唤，清王朝的责任内阁拖了再拖，终于在1911年5月新鲜出炉。结果在内阁13人里，有满族贵族8人、蒙古贵族1人，居全国人口九成五的汉族只有4人入选。在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了6人。史称“皇族内阁”。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你历尽千辛万苦得到之后，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至此，民众失望已极，彻底抛弃清皇室，开始向暴力革命快速转向。

现在，梁启超能在大多数人还在维持现状、君主立宪两者之间徘徊的时候，想到时下天朝的基本制度“开明、专制”，怎能不让孙元起佩服称赞呢？

梁启超见到孙元起赞成，非常高兴：“我向在美华人华侨谈到这个体制时，很多人也是非常赞同。广而言之，所谓‘开明’，就是要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事物，裁胥吏、编警察，建学堂、废科举，兴实业、办工厂，修铁路、挖煤矿，练新兵、造炮舰，等等等等！所谓的‘专制’，则是斥后保皇，让皇上能够总揽全局、乾纲独断，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开始还点头赞许，等听到“斥后保皇”，孙元起就渐渐睁大眼睛、张大嘴巴：这个梁启超，以前不还是倾向革命的君主立宪派么，怎么现在还开起历史倒车啦？

话说梁启超这个人最没有主见，看到什么好，就想往上靠；等发现稍有问题，又痛加批评。说的好听叫见贤思齐，说不好听就是见异思迁。尤其是在这个纷纭多变的时代里，经常是三天一个思想、五天一个主义，让人无所适从。他自己也说：“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梁启超也是倒霉催的，没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却非常喜欢玩政治。这也就算了，关键还点儿背，结果每次都是玩别人剩下的：和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慈禧老奶奶要君主专制；大力提倡实行“开明专制”，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等他转而高唱宪政、投身立宪运动，结果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嗝屁着凉了。进入民国之后，梁启超依然衰运不改，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至技穷。最后只好乖乖躲进书斋，研究学问去了。

综观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就是八个字：朝令夕改，不识时务。

梁启超见孙元起这副表情，识趣地停止了话语。孙元起有些讷讷地解释道：“我还以为你说的‘开明专制’是开明政党的专制呢，没想到是开明君主的专制。”

梁启超眨眨眼睛：“让皇上组织一个政党，以皇上以党首，实行开明专制，不就都一样了么？”

“大不一样！”孙元起一边摇头一边说道，“所谓开明政党的专制，就是推翻君主统治、实现人人平等之后，成立一个由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通过党内推选的党魁，经过全国议会确认，担任元首，进而组建内阁。在军队国有、保障民权、允许其他政党参政议政的前提下，于任期内实行专制，以便于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梁启超沉思良久，说了一句：“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