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只要主义真四（2 / 4）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

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

十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博古同志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而从一九三一年，将我党的英明领袖毛主席逐步赶下领导岗位开始，我党、我军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第四次反围剿，是因为我中央苏区全体指战员还遵循着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诱敌深入，决战防御等思想而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

博古和李德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

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

还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

主张是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而不考虑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情况。

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和李德为首“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

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

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