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饮恨太原（1 / 2）

在赵匡胤决定班师回朝以后，薛化光向赵匡胤上书说道：“陛下，我们撤军之后应该在北汉四周广建军寨，同时把太原附近的居民迁往太行山以东让他们去开荒，如此不但砍了北汉的民力，还可断绝北汉的赋税，不出几年北汉必定穷弊，到时候太原必然可不战而得。”

赵匡胤非常欣赏并采纳了这条建议，另外还对薛光化好好地奖赏了一番。就这样，宋军一面在积极准备撤军的事宜，一面又在短短的数天时间里收拢了太原附近州县的一万余户居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时间充裕，宋军绝不会只带这一万余户居民离开。至于为何要说“如果时间充裕”，原因就在于宋军这次的撤退从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都显得非常匆忙，根本不是什么从容有序地撤退。

一万多户居民，四万人左右的人口，在如今也就是一个乡镇的人口，但在当时失去这几万人对北汉皇帝刘继元来说可是相当的肉疼，简直是要让他捶胸顿足。

北汉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总计十州之地，在盛唐时期有二十七万九千一百余户人口，真正的民众百万之地，但自打安史之乱之后这片地方就从来没有太平过，战争、兵役、苛捐杂税，这里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到了北汉立国之时，这里的人口已经根本无法同极盛时期相提并论。不过，说这些都没用，说一个事实就能有一个直观立体的认识：十年之后，当赵光义灭亡北汉时，他所拿到的户籍人口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北汉全境当时的人口是——三万五千二百余户。也就是说，赵匡胤当时至少迁走了北汉四分之一的人口。

无论古今，人口都是最直接的生产力，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兵员、赋税、各种劳役杂役都得指望这些老百姓，所以战争时期经常看到获胜的一方抢夺人口，甚至是将一座城池劫掠一空。遇到赵匡胤这种人还算好的，虽然离乡背井但却会给你一个地儿安置你，如果遇到那种只抢女人和财物，男人、老人和小孩全部杀光的畜生和野兽那可真叫一个人间地狱。

一阵紧张忙碌之后，宋军终于是开始撤军了，但赵匡胤给他们的准备时间还是短了一些，根本不够用。当然，这也不怪赵匡胤，原因就在于辽国人的大军越来越近了，如果不抓紧时间离开太原，要是被辽军的大兵团给咬上了势必会有一场恶战。宋军全军上下包括赵匡胤在内都没有做好与辽国人进行一场大战的心理准备，一旦宋军跟士气正锐的辽军交上火势必会极其的狼狈，甚至是惨烈。关于这一点，明朝时期的土木堡之战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果然，在宋军撤退的时候辽国人就追了上来。不过，辽国人也不是全军皆起，因为他们也不想跟宋军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超级大火拼，他们只是派遣一部分的人去袭击宋军的后卫部队。宋军的这支几百人的后卫部队被辽国人给重重包围，宋军拼死突围但却仍然深陷重围。战报传至赵匡胤那里，他当即下令骁雄军副指挥使孔守正率领骁雄军前去救援。此外，赵匡胤还把自己的部分近身侍卫也派给了孔守正，而这些人里面就有在这次的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小猛男荆嗣。

到了战场，孔守正率领这支战斗力极为强悍的宋军冲入了辽军的阵中。一场恶战下来，这些原本想找个软柿子捏一捏的辽国人被宋军彻底地击溃，而被围的宋军则得以全部获免，最后跟着孔守正全军而还。

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宋军的几百后卫部队被围竟然要由皇帝陛下亲自下令前去营救，李继勋呢？曹彬呢？党进呢？赵赞和郭进呢？这些当时身在军中且威名赫赫的宋军大将呢？这就牵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了，赵匡胤对军队的掌控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任何的一次军事的调动他都得掌控于心。赵匡胤起于行伍，他亲近自己的侍卫，他也亲近自己的武将，但对于后者他的防范远超于亲近。

当然，他虽然是皇帝，可他也是此次征伐的主将，他做这些事或许都无可厚非，可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习惯和作风被他后面的那些继任者学了个有模有样，即使他们对军事一窍不通，即使他们从未上过战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第一任徒弟宋太宗陛下在北征幽燕和雍熙北伐时对军队和军事行动的无处不在的干预正是导致宋朝的开国雄狮几乎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这是军事常识，但在宋朝这就是违命抗旨，而北宋所谓的第一良将曹彬先生也正是因为严格地执行了太宗陛下的英明指令才导致北宋开国之师的最后一支主战军团死伤殆尽。

防范武将过度掌权，文臣主宰国家中枢，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给宋朝打上的这些烙印和标签到底是决定了宋朝往后的文华昌盛和经济繁荣还是决定了宋朝最后灭亡的方式呢？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的答案，但却绝对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生于五代并崛起于五代乱世的赵匡胤对于武人乱国可谓是深有体会和感触，而他也因此认为武人相比文人更能危害国家，可他错了，武人之害不过是外伤，是一块疤，但文人一旦危害国家则不止是外伤，而是癌细胞，轻则污损官场风气，重则影响整个国家乃至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外在的人文风气，比如秦桧的对内凶残对外奴颜婢膝。

作为权倾朝野且是在议和条约里明文受到金国保护（不得无罪去宰相的权臣，秦桧多年以来对内的凶残让整个南宋官场整个国家的士大夫阶层和孔门子弟都对其所作所为噤若寒蝉，谁能否认他的行为没能扭曲我们的民族性格？将近千年之后，像秦桧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这个民族里比比皆是。比如，欺下媚上，欺软怕硬；再比如，对上唯唯诺诺、低头哈腰，对下颐指气使、骄横跋扈；又比如，对内穷凶极恶，对外和颜悦色。刚直不阿——这本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脊梁骨，可现在它成了一种难得的可贵的被我们所推崇的品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社会缺乏它，而它为什么会缺乏呢？

赵匡胤的继任者们在他所开创的重文抑武这条路上走得比他更远，以至于后来边关的主帅都换成了对战争一窍不通的孔门弟子，不会打仗不要紧，在战争中去学习去成长就是了。终宋一朝确实没有给国家带来颠覆性伤害的武将叛乱事件，而宋朝的文化和经济以及民生更是在千百年后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人们在为仁宗朝的各位名垂青史的名臣大佬以及各位千古流芳的文学大师的各领风骚所倾倒仰慕之时，当人们在为徽宗朝的各种绚丽繁华以及奢侈和享受而沉醉的时候，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终极的、屈辱的、惨烈的灭亡和灾难就近在眼前呢？而其灭亡的方式又是那般的毫无骨气和血性呢？

那些身着长袍且饱读圣贤之书的帝国大佬们在面对刚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女真人时完全变成了看到流氓就丢魂落魄的小女生，开封坚城百万军民，但最后却是敌人要什么就给什么，金银、女人、城池，甚至最后把皇帝都推到了女真人的面前任其侮辱凌虐，而将军们带兵前来勤王竟然被这些人给骂了回去，其原因和理由竟然是避免友邦惊诧继而影响和谈。